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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訂價(Carbon Pricing)- 驅動低碳目標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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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臨全球暖化的威脅下,國際間有許多方案和措施都以降低溫室氣體排量為目標,並以降低使用石化燃料所排出的二氧化碳為首要目標;這類的方案和措施主要從以下三種面向著手:

鼓勵科技進步:鼓勵新能源科技的研發,用以取代傳統技術,且希望透過更有效率的能源科技,在維持經濟水準的狀況下,降低石化燃料的使用,與降低電子產品製程中溫室氣體的排放。
 
減排機制: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發展出三種減排機制,分別為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聯合履行 (Joint Implementation,JI) 及排放交易 (Emissions Trade,ET) (註1)。
 
法規與政策:各國透過締結國際條約,將國際共識具體落實於各國或區域內的法規與政策,例如:因京都議定書的訂定,歐盟修正相關政策以符合議定書的規範。

以上三種面向的措施缺一不可且互相影響,但串連三個面向的是「碳訂價」。碳訂價的目的是希望由企業 (生產) 與家庭 (消耗) 兩大部門執行減排溫室氣體,其中主要的減排主體是企業,原因在於企業負責生產活動與能源生產,為主要的碳排放來源。

政府利用不同的法規和政策訂定碳的固定價格,或成立交易機制由市場決定碳的價格,這種「對碳訂價」的手段為企業提供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強大誘因;其原因在於利用碳訂價的手段將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使企業在進行生產或商業活動時將排放溫室氣體的影響視為企業內部成本,進而使其決策過程傾向低碳排放,這種外部性內部化的過程,可以讓減碳目標對企業產生推力,甚至有可能出現正向的財務誘因,進而產生拉力。

減緩溫室效應的三種方案與碳訂價關聯圖
圖1、減緩溫室效應的三種方案與碳訂價關聯圖


碳訂價主要分為三個類型:

碳稅 (Carbon Tax):政府訂定碳的固定價格,並直接針對排放溫室氣體的個人或企業課徵碳稅,但對於溫室氣體的降低效果並不如總量管制明確。
 
排放交易體系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TS):各國或區域政府出於必須或自願遵守國際條約,於管轄範圍內對溫室氣體排放進行總量管控,允許體系內的發電廠、工廠等設施有一定的排放許可量 (Allowance),並根據個別需求可以在體系內自由交易排放許可量。ETS對溫室氣體排放有較大的控制,但不可預期的經濟因素可能會導致市場失靈,如2008年金融海嘯便使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產生供需不平衡。
 
減量額度機制 (Crediting Mechanism):個人或企業出於自願,進行碳排放減量,並在減排量取得第三方認證的碳權後,進入碳交易市場進行銷售;也可自願於交易市場購買碳權以抵銷生產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

現今已有39個國家及23個次國家等級地區 (如美國加州) 採用碳訂價措施,其中,採用碳稅或ETS是最常見的策略,當然也有同時採用兩種措施的做法 (圖2)。這些措施約涵蓋每年6GtCO2e (註2) 的排放量,即全球每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2%。

採用或可能採用不同碳訂價措施的國家或地區圖片
圖2、採用或可能採用不同碳訂價措施的國家或地區 (註3)


將碳稅與ETS分開來看,共有11個國家及1個次國家地區課徵碳稅,雖然這些國家或地區有意對溫室氣體排放做管制,但因不同的經濟及政治考量,造成不同國家或地區課徵的碳稅金額差距甚大,從瑞典最高的US$ 168/tCO2e至墨西哥US$ 1/tCO2e都有,但因金融海嘯的衝擊,多數有課徵碳稅的國家對工業生產部門的碳稅採取豁免的態度,導致碳稅在目前的實質效益不大。

另一方面,共有1個區域 (歐盟)、4個國家及13個次國家地區採用ETS,這些ETS的市值總合估計為300億美元。看似金額龐大,但各集中市場的交易價格大多落在US$ 12/tCO2e以下,若從圖3更可發現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從2011年以來交易金額長期落在US$ 10/tCO2e以下。造成市場價格偏低的原因來自於排放許可需求的低落,如歐洲是最大的排放交易體系,但受到歐洲工業生產不振甚至發電量下降的影響,需求大幅下降,且許多ETS體系內的工業生產部門處於零碳稅或豁免的狀態,讓碳排放企業更沒有誘因進入市場去做交易,同時也導致多個交易商退出市場,這對已經不夠熱絡的市場流動性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而價格方面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市場,其交易價格約為US$ 95 /tCO2e,但同樣因為市場缺乏流動性,所以也不具指標意義。

歐盟排放交易體系趨勢圖
圖3、歐盟排放交易體系趨勢圖 (註4)


從「加速綠色經濟轉型-發揮金融市場資金重分配功能」一文可知,能源生產部門為達到減碳目標需要2.2兆美元的投資,但是2012年全年的氣候金融淨流入額不過3,337億美元,遠遠低於達到減碳目標所需的金額。另一方面,京都議定書無法規範排放量前三名的中國、美國及印度,此外,加拿大、澳洲及日本等排放大國相繼退出,讓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參與度只覆蓋全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2%。再者,京都議定書設定的目標是以1996年聯合國所做的調查及當時國際經濟情況為基礎所訂下的,已經不一定符合現時的趨勢,需要重新審視。

針對氣候變遷,全球皆有共識要在2050年前全球溫度上升不超過2℃,但面對如此大尺度橫跨地域與時間的目標,不管是資金、國際參與度或國際條約都嚴重不足。以目前的狀況來說,不管是碳稅還是ETS現階段的發展皆存有缺陷且有很大改善空間。即便如此,在碳訂價的發展過程中,市場發現溫室氣體減排不再是昂貴的目標,原因在於2008年到2012年間排放減量權證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ER) (註5) 的平均提供成本低於US$ 13 /tCO2e,這提供市場一個重要訊息─「可以用低廉的成本達到減緩溫室效應的目標」,此訊息將引導市場資金流入具有成本效益且低碳的投資項目。

從第一個交易體系─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成立以來,各國在碳訂價機制已累積了相當的經驗,但為達到全球溫度上升不超過2℃的最終目標,必須改善既有單一機制的不足,因此未來可能出現混合三種碳訂價機制的交易體系,擔負促使科技、減碳機制與法規政策等方面進步的樞紐。


(註1) 各減排機制說明:
清潔發展機制:非京都議定書「附件一國家」(先進國家)提供資金與技術在附件一國家(開發中國家)進行成本較低的溫室氣體減排計劃。
聯合履行:「附件一國家」間合作進行溫室氣體減排計劃。
排放交易:「附件一國家」間直接進行碳額度的交易。

(註2) GtCO2e:Gigaton of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以二氧化碳當量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
(註3) 圖來源:The World Bank (201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4
(註4) 圖來源:Climate Change Capital (2014), The CDM: The power of markets should be reignited for the 2015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註5) 排放減量權證:透過清潔發展機制,所獲得的溫室氣體減排認證額度。
(註6) 參考資料:
  1. CDC Climat Research (2014), Moving from the CDM to “various approaches”
  2. The World Bank (201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4
  3. Kyoto Protoc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Kyoto_Protocol)
  4.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 ETS)(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index_en.htm)



資料來源:宇智顧問 ‧ 宇邦智權/作者:林孝樺